要求“体面的待遇”。刘营长没理她们。饿了两天，她们自己就撑不住了，乖乖地坐到缝纫机前。

“踩快一点！”监工在厂房里走来走去，手里的皮鞭在空中甩得啪啪响，“这批军服后天就要交货！谁要是完不成任务，别想吃饭！”

女俘们低着头，拼命地踩着缝纫机。有人手指被针扎破了，血滴在布料上，被监工骂了一顿，擦掉血迹继续踩。

有人累得趴在缝纫机上，被旁边的女俘推醒，继续踩。

每天早中晚，喇叭里会响起喊口号的声音。先是中文，然后是日语翻译——

“东瀛帝国有罪！我们替帝国赎罪！我们要用劳动偿还！”

一开始有人抵触，有人捂着耳朵不听，有人嘴里嘟囔着骂人。

但口号每天都要喊，喊一遍、喊十遍、喊一百遍、喊一千遍。

喊到后来，脑子开始麻木了。再加上每天十二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累得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

有人开始跟着喊了。不是被迫，是习惯。习惯变成了认知，认知变成了——也许，我们真的做错了。

矿场的产量翻了三倍。

被服厂日产军服两千套，质量比外购的还好。

兵工厂里多了几十个东瀛技术工人，他们拿着比国内高的工资，有的已经学会了简单的中文。

医院的东瀛医生在手术台前忙碌着，救活了不少东北军伤员。

修理厂的东瀛机械师在拆卸汉斯式发动机，研究它的构造。

普通战俘不再闹事。他们每天干活、吃饭、睡觉，像机器一样运转。有人问：“我们还能回家吗？”

没有人回答。问了几次之后，就没人再问了。

孙德胜站在矿场高台上，看着那些低头干活的战俘。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群沉默的幽灵在黑色的矿坑里蠕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