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江山多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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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甘肃会宁

张国焘是这样描述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的:

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他留俄回国后,任少共中央书记,一九二七年以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著称。中共第六次大会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升任为政治局委员。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炼,已显得相当老成。当时他已蓄起几根胡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现在也要笑着叫他做“任胡子”了。贺龙当时亦已经看不出任何土匪气味,简直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军人,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萧克将军倒很像个文人,爱发发牢骚,但也不坚持己见。关向应原也是少共的小伙子,这时仍富有青年气味,不遇着大问题,例不轻易发言。

而任弼时、贺龙、萧克和关向应看见张国焘时,都有些吃惊:红四方面军全军只有他一人又白又胖。

张国焘在第三十军八十八师驻地炉霍招待了红二、红六军团领导。饭桌上的食物十分丰富,最令人惊奇的是有海味。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解释说,两个月前消灭了敌人的一个保安团,这些东西是缴获物资的一部分。连同郑维山在内,红军官兵不知道这些干货是什么东西,只是听说价钱十分昂贵,于是就向上级报告了。陈昌浩说:“把好东西都保存好,等和二、六军团会合了,要好好招待他们!”

这一瞬间,贺龙和任弼时都很感动。

就在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前夕,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了他的“中央”。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干部的解释是:“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一样,国际的代表团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王明]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代表团而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的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张国焘慷慨激昂地说:“中国的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斗争环境的复杂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比较少,所以党内引起争论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一件事。共产党的党内争论与国民党完全不同,国民党可以暗杀自己的人,可以用到卑鄙无耻阴谋的手段,但我们决不会如此。在共产党内有时会发生争论,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去共同对付敌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会笑的才是真正会笑的!”——原始讲话记录此处有个括弧,括弧里面的三个字是:大鼓掌。

受到“大鼓掌”的张国焘夜深之时仍然惴惴不安。他不断地给林育英发电报,表示“赞成此间对一方面军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取横的关系”。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回电中的劝告异常恳切:

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国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谐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希兄等共鉴之。

张国焘认为,此时对于陕北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让占中国红军兵力绝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北上,与在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总兵力已达到六万,而陕北只有一万多红军,陕北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支庞大的红色武装丢下。而此刻红四方面军必须动身北上了,这让张国焘感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危机。

朱德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和王震分别谈了话,详细地介绍了张国焘与中央对立的来龙去脉,还拿出了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的决议请他们一一过目。朱德认为张国焘另立中央“是大错误”,但必须注意“争取、团结,促使他一起北上”。朱德特别叮嘱道:“不要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

为了影响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的政治倾向,张国焘提出“开一个党内会议,把有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谈”。但这一建议遭到了任弼时的反对。留着胡子叼着烟斗的任弼时话说得极其威严:“我们认为目前召开党的会议的条件不成熟。会上谁作报告都不合适,如果有不同意见,结论怎么作?现在应集中精力投入北上行动。”|||||

私下里,老资格共产党人任弼时与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傅钟、李卓然一一进行了交谈,“期望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徐向前对任弼时说:“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谈”。“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争端”。晚年的时候,徐向前回忆起此刻的任弼时时说:“他给我的印象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

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中革军委颁布了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其领导人任职的命令:

军委命令:

七月五日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令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即分别就职。此令。

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出现了。

命令到达的时候,红二、红四方面军已经离开甘孜开始北上了。

之前的六月二十五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发布了北上部署:

徐:[密译]

A、我军拟以松潘、包座之线为出动目标,分三纵队进。

1、董、黄指挥五军、九十一师在丹[丹巴]两团及留绥[绥靖]各部为右纵队,由绥经梭磨、马河坝、侧格、杂窝、哈龙进,但到侧格须抽检并与中、左纵队行程调节。

2、你指挥九军、三十一军四个团,四军两个团,红大、总供、总卫两部由炉[炉霍]、色[色科],四科经诺科、让倘[壤塘]、三湾、按坝、查理寺、上壤口、毛儿盖进。

3、我们指挥三十军、四军两个团、三十二军、二方面军及总直各部为左纵队,由甘孜、东谷经日庆、西倾寺、让倘进,其先头须查报西倾寺或让倘到阿坝路状,再定前进路线。

A、中、左纵队准备在让倘地带补充粮并整理建制及指挥。

B、已令玉清[孙玉清]两师明寝[二十六]日由炉向色科进;洪儒[柴洪儒]两团则于建安[王建安]抵益时,即组织转色科归还建制续进。红大、总供、卫部则随建安后进,二七七团则断后,望据此指挥中纵先头速占让倘粮食地带为要。

C、我们拟在二方面军先头进。

朱、张

二十五日

按照这一部署,红四方面军由朱德和张国焘指挥一路为左纵队,徐向前指挥一路为中纵队,董振堂、黄超指挥一路为右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红二方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由甘孜东谷出发。

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跟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

这是一支人数多达六万的巨大人流。一年多前,这种规模惊人的移动在中国国土的腹地曾经出现过,那是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前,滚滚人流穿行在江西与广东的翠绿山谷间。而这一次,规模巨大的移动发生在中国最荒凉的高原上,那里空气稀薄,人迹罕至,雪山间纵横着纷乱的冰河。

从甘孜到包座,要翻越大雪山,穿越大草地,没有任何物资补充的必经之地至少有七百公里以上。红军出发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张羊皮或者一双结实的鞋子是十分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干粮。红二方面军官兵对将要走上的路一无所知,而红四方面军中许多官兵已是第三次走这条路了。

红军出发了,出发的队伍平静而有序。

红四方面军新成立的骑兵师,是中国工农红军中第一支正规的骑兵部队,师长许世友为此觉得甚是风光。三千多人马,浩浩荡荡,风尘滚滚,担负在最前面侦察道路和筹集粮食的任务。许世友已经走过两次草地,他知道筹集粮食的重要。骑兵师出发后不久,快到色曲河时,许世友策马登上一块高地,扑面而来的景色让他眼睛一亮:弯曲的河水两岸,草地像毛毯一样,藏民的帐篷散落在河边,一群群牦牛和数不清的白羊如同初夏的繁花。

“好一座大粮仓!”许世友一声令下,三千匹战马朝着色曲河奔驰而去。

通过藏族向导的解释,牧民们知道了停在河边的红军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对他们的粮食和牛羊特别感兴趣。红军出的价钱绝对公平,付钱时不欠分文。牛羊、青稞、豌豆、酥油、奶渣、土豆,凡是可以吃的东西红军都接受。骑兵师用白花花的大洋购买了四百多头牦牛,一千多只羊,还有一些粮食。|||||

尽管对于长途行军的数万红军来说,这些食物可谓杯水车薪,但是终究能给后续部队的官兵带来极大的希望。

半个月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纵队相继到达了阿坝地区。

这里是九个月前红四方面军南下川西平原的出发地,想必包括张国焘在内的红四方面军所有官兵重见这片土地时,定会心情复杂。

红军再一次进入了松潘大草地。

九十一师十六岁的小红军谭清林是打旗兵。打旗兵要举着红旗走在连队的最前面,因此谭清林特别留心先头部队留在草地上的毛绒绳,顺着这条弯弯曲曲延伸到草地深处的绳子就不会迷路,也不会掉到泥潭里去。但是,沼泽中的草墩子往往踩上去就会沉下去一截,接着黑水就泛上来了,谭清林脚下的毛绒绳几次都差点没在黑水里。进入大草地的第四天,一场冰雹过后天降大雪,官兵们只有躲在用手撑起的被单下。雪停了,打旗兵伸出头来先看绳子,却发现毛绒绳不见了。连长命令全连排成一路横队,一个草墩一个草墩地找。谭清林急得掉了眼泪,四野茫茫,他的红旗不知道该往哪里打了。没能找到毛绒绳,只好原地等待后续部队。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全连只有谭清林还剩最后一碗炒面,他把这碗炒面倒进炊事班的大锅里,用水搅得稀稀的,让全连官兵每个人都喝了一口。后续部队仍不见踪影,这支掉了队的连队必须走了,因为再等只能全都死在这里。有人从泥泞中挖出一种像萝卜一样的东西,咬上去有甜味,于是大家疯狂地吃起来,吃着吃着就有人开始呕吐。另一种长满刺的灌木上结着豆粒大的红果实,红军官兵尝了,没中毒,于是每当发现这种灌木,大家就不顾一切地跑过去。谭清林又饿又累,走着走着,眼前的草墩一晃,人跟着就栽进了泥潭里。那一瞬间,他仍用一只手举着红旗,他想挣扎着爬出来,但是越挣扎陷得越深。卫生员赶快用一根木棍拉他,可是没把他拉出来,自己差点陷进去。后面的官兵看见前面的红旗没了,赶了上来。一个大个子战士把自己的被子铺在草地上,再取下身上的两支步枪,十字交叉地横在被子上,然后几个人趴在被子上一起拉,终于把小红军谭清林拉了出来。队伍继续向前走,来到了一条河边,暴雨使河水涨得很高,先头部队在河上拉了一根铁丝。谭清林下了河,拉着铁丝往前游,游到河中央的时候,铁丝断了,他抱着红旗被河水冲向了下游。连长骑上一匹马,跟着河里的红旗追,然后连人带马冲进河里,让谭清林抓住马尾巴。连长拼命打马朝河岸冲。“别松手!坚持住!”官兵们都在岸边喊。喝了一肚子水的谭清林上岸后,呕吐了一会儿,接着,红旗又湿淋淋地竖在队伍前面了。晚上的时候,官兵们围着一堆火,用茶缸煮水喝。一个战士从衣服里像摸宝一样摸出一小块干姜,抠下一些姜末放在了谭清林的茶缸里:“喝吧,喝了姜水打旗有力气。”喝了热姜水,疲惫的打旗兵和卫生员挤在一起睡了。第二天天亮时谭清林怎么也起不来,身子与地面冻在一起了。连长使劲地摇晃,把他拉了起来。他回过身去拉卫生员,卫生员一动不动,仔细看,和谭清林年龄差不多的卫生员已经死了,身体和结着薄冰的大草地一样冰冷。连队继续出发,连长和指导员都落在了后面,他们还在宿营地一遍又一遍地推推这个喊喊那个,他们总觉得那些官兵没有死,只是太累了,睡得很深。这个连队一百多人,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不足二十人。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前两次过草地的时候是指挥员,而这一次他却躺在了担架上。王树声高烧不退,烧得不断地说胡话:“老子枪毙你!老子枪毙你!”谁也不知道他要毙的是哪一个。北上出发前,张国焘找他谈了一次话,原因是“有人反映王树声对张主席有意见”。张国焘开口就问:“我刚到鄂豫皖的时候,你是什么职务?”——一九三一年五月,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央分局书记,王树声那时任根据地红四军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二团团长。张国焘话中有话地对王树声说:“你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能把自己降到一个普通士兵的水平。”当王树声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抬自己的两名战士不见了,一问,警卫员没说话眼圈先红了。王树声说:“把我的马牵来!”他坚持不让战士抬他,可是这位骁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已经在马背上坐不住了。于是只能他昏迷的时候抬着他,他清醒的时候把他捆在马背上。红四方面军快出草地的时候,王树声不再说“枪毙你”之类的胡话了。他知道,红军所遭受的所有磨难就要到头了。|||||

小文书邓仕俊因枪伤伤口化脓高烧不止。部队进入大草地后,二十六师政委杨朝礼安排四名战士抬着他。小文书躺在担架上昏迷了好几天,醒来的时候发现四个抬他的战士只剩下三个了。又走了几天,好不容易爬上一座地势稍高一点的山坡,能有块地方坐下来喘口气了。一个战士刚坐下来,身子往后一仰说:“我不行啦。”然后就死了。剩下的两个战士对邓仕俊说:“我们两个人一定会把你抬出草地!”邓仕俊的伤口实在痛得厉害,打开一看,皮肉已经完全溃烂了。两个战士建议烧点热水把伤口洗一洗,于是就去捡柴。邓仕俊躺在担架上远远地看着他们。看着看着,其中一个战士在往回走的时候突然栽倒了,倒下的那个地方瞬间就泛起了一圈圈翻着沫的黑水。只剩下最后一个战士了,他烧了热水,给邓仕俊洗伤口。邓仕俊问:“同志,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吧。”那个战士说:“我叫刘宏,四川巴中人。”又说:“别担心,我结实得很哩!”小文书邓仕俊说:“刘宏同志,趁着还结实,你先走吧!”刘宏说:“丢下伤病员自己走,算什么红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宏背着邓仕俊走。因为负重他越走越慢,直到落在了全师的最后。没有任何吃的,连皮带都已经煮了,刘宏实在背不动了,邓仕俊一定要他先去赶部队,他对刘宏说:“你赶上了,吃点东西,再回来接我。”刘宏知道已经快出草地了,就把邓仕俊放在了一个草坡上,说:“就在这里,别动,我去找人来抬你。”小文书邓仕俊没有在那个草坡上等,他一个人一点一点地爬,当他终于遇到了另一支红军队伍时,已经瘦得让所有看见他的官兵都落了泪。邓仕俊被送到了二十六师师部,杨朝礼政委说:“这不是咱们的小文书嘛。”一年以后,杨朝礼政委在战斗中牺牲,邓仕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哭了一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说:“我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

七月七日,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

关向应在日记中记录道:

七月七日,六军行军约百里,沿途均无房屋,到大吉岭附近露营。

七月十三日,六军经点头寺进沟,顺沟而上,翻了两个山,最后一个较高,下山坡很滑,行军约一百二十里到绒玉。

七月十六日,六军上午出发,沿河而上,下午到玉楼。各部队还是没有找到粮食,全吃野菜。指挥部及二军四师到打盆、大古岭。六师在东谷。因河水涨,需架设浮桥,明日才能续进。

七月十九日,六军到作木沟露营,大风大雨,接着下大雪雹,部队人员一夜满身通湿,寒冷似湖南三九天气。

七月二十一日,六军到离阿坝四十里的地方露营,通宵大雨,帐篷大漏,地下很湿,睡不成。

七月二十二日,六军过一个上下约四十里的横排山。过山时,大雨倾注,狂风折树,非常寒冷。

红二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为了获得过草地的经验,在甘孜时他们曾不断向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取经,让他们介绍过草地的注意事项以及应对困难的方法措施,甚至把草地里可以吃的野菜形状都一一记了下来。但是,由于红四方面军已经在甘孜驻扎了数月,红二方面军能够筹集到的粮食十分有限。

为了帮助红二方面军,朱德命令红四方面军直属队把所有驮帐篷和行李的牦牛全都留给红二方面军,从牦牛上卸下来的东西一律由人背着。临出发的时候,朱德还嘱咐贺龙:“牦牛的皮、肠子、蹄子,千万不要扔掉,那些东西都是可以吃的。”后来,当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嘎曲河的时候,朱德又亲自安排在那里设立兵站,留下一批牛羊,以接济后面的红二方面军——嘎曲河,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北上折返的地方。

红二方面军最后筹到的粮食仅够维持七八天。可是根据红四方面军的介绍,通过松潘大草地即使一切顺利也需要十二天。

贺龙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都想到了,但是部队出发不久遇到的危机还是令他吃惊不小。由于奉命跟随红四方面军前进,他们严格地走在红四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上,这样一来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宿营地可以筹集到的粮食已经全部被前面的大部队筹走了。更令人担忧的是,前面大部队的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全部被收容到了红二方面军的队伍中,人员的增多使粮食危机更加紧迫,部队很快就出现了因冻饿而减员的现象。贺龙给各师都下了命令:“不管多么难,都不许丢掉伤病员。活着的人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抬着他们走。”贺龙把自己剩的一点炒面给了身负重伤的警卫连连长朱声达。他命令成立一个由党员组成的“试吃组”,尝试着吃各种野草,然后把不会引起中毒的野草挑选出来,仅这个工作就牺牲了不少党员。胡子已经长得像乱草的贺龙心急如焚,因为这些红军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与他一起出生入死。贺龙把一个倒在路边的战士扶上了自己的马,然后对警卫员说:“把他送到军医院去,不许半路让他死了,让军医院给我打个收条回来。”松潘大草地上,那些倒下的红军官兵为了不拖累其他同志,索性拒绝收容。他们用草把自己的脸盖上一动不动,希望走过他们身边的同志以为他们已经死了。收容队很快知道了这个情况,于是他们扒开每个人脸上的草,只要发现还有一口气,就要抬到担架上。可是他们看见的更多的是已经冰冷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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