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市物证鉴定中心，三天后。

鉴定中心主任办公室，主任刘工看着桌上那份来自市中级法院的委托函和随附的病历复印件，以及另一份来自“市里某领导秘书”的口头指示，眉头紧锁。委托函要求对病历进行真伪鉴定，包括纸张、油墨、印章、签名的年代和真实性。口头指示则很明确：“结论必须是不符合当年医院病历规范，存在明显伪造痕迹。”

刘工干了三十年鉴定，一眼就看出这份病历是原件。纸张泛黄程度、油墨氧化状态、公章和签名的压痕，都符合九十年代末的特征。更重要的是，病历上一些细微的、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比如当时医院内部使用的特定编号格式、某个已退休老医生的习惯性缩写，都指向真实性。要把它鉴定为伪造，技术上可行，但违背他三十年的职业良知。

他拿起电话，打给法院负责此案的书记员。“王书记，鉴定需要时间，至少要一周。另外，这份病历可能涉及其他案件，我建议扩大鉴定范围，对同批其他证据也做交叉比对。”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刘主任，领导的意思是尽快，最好三天内出结果。其他证据不需要鉴定，法院已经认定是伪造的。你只需对这份病历给出明确结论即可。”

“三天太紧，而且只鉴定一份，结论可能有偏差……”

“刘主任，这是政治任务。你明白我的意思。”电话挂断。

刘工放下电话，叹了口气。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他知道这个案子背后的水有多深，知道陈建军是什么人，也知道“生命线”的能量。但他更知道，如果今天在这份鉴定报告上签字造假，他这辈子都睡不安稳。

他回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调出病历的高清扫描件，开始逐项分析。或许，可以找一个折中的说法？比如“因年代久远，部分要素无法精确鉴定，倾向性意见为存在异常”？但法院和“领导”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