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税收入锐减，王室财政濒临崩溃。

从军事来看，商朝的军队已“名存实亡”。原本由商王直接控制的“王师”（商朝核心军事力量），在九世之乱中被王族各派系拆分，阳甲继位时，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不足千人；诸侯军队拒绝听从调遣，甚至在商朝遭遇外敌时“坐视不理”；士兵因粮饷不足、训练中断，战斗力大幅下降，连应对边境小规模袭扰都显得力不从心。可以说，阳甲继位时的商朝，已处于“内忧外患、濒临崩溃”的边缘，任何一个微小的危机，都可能引发王朝的彻底崩塌。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阳甲首先选择“维持都城稳定”——延续南庚的决策，以奄地为统治中心。这一选择并非阳甲缺乏革新魄力，而是基于现实的无奈：一方面，奄地是“祖丁派”贵族的核心势力范围，定都于此可依托亲信力量巩固统治，避免因迁都引发新的动荡；另一方面，奄地地处山东曲阜，靠近东部沿海，可借助渔盐业补充粮食短缺，同时与东部少数仍臣服的诸侯（如部分东夷小方国）保持联络；此外，奄地地势险要，周边有沂蒙山脉作为屏障，可在一定程度上抵御西部羌部落与北部游牧部落的袭扰。

为稳定奄地的统治，阳甲采取了两项基础举措：一是“安抚平民”，下令减免奄地周边平民的赋税，开放王室控制的部分荒地供平民开垦，并组织工匠修复部分灌溉渠道，试图恢复农业生产；二是“整合内部”，对“祖丁派”贵族进行封赏，将南庚遗留的部分封地与奴隶赏赐给亲信，同时对“南庚派”贵族采取“安抚为主、打压为辅”的策略，允许其保留部分财产与封地，前提是承认阳甲的统治。这些举措在短期内起到了一定效果——奄地的平民情绪逐渐稳定，“南庚派”贵族暂时停止反抗，都城的秩序得以维持。

然而，“内部稳定”并未解决商朝的根本危机，诸侯离心与外部威胁仍在加剧。阳甲继位第二年（公元前1247年），西部的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