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本子，把它扔在桌角，不想再看。

她吹灭了油灯，躺在行军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帐篷顶。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天的种种——陈东征走错路时脸上那种恰到好处的懊恼，放走俘虏时那种不动声色的从容，给俘虏治伤时那种平淡的、不带任何表演的善意，在战报上造假时那种一闪而过的愧疚，站在山坡上看着远方发呆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孤独。

每一个画面都像一块拼图，散落在她脑子里，怎么都拼不成一幅完整的画。

她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走过来，脸上带着那种她最讨厌的、纨绔子弟式的笑容，开口就说：“沈小姐，叔叔信里提到过你——”

“请叫我沈组长。”

她记得自己当时的声音有多冷。那是一种刻意的冷，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冷——她在告诉他：我不是你的未婚妻，我是来监视你的。你别想套近乎。

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自己也许太过分了。也许他只是想礼貌地打个招呼。也许他根本没有别的意思。也许——

“也许我真的对他有偏见。”她低声说出来，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几乎听不到。

可是，就算她有偏见，那又怎样呢？他确实是走错了路，确实是延误了战机，确实是放走了俘虏，确实是在战报上造假。这些事，不管她有没有偏见，都是事实。一个团长，带着上千人的队伍，做这些事情，难道不应该被质疑吗？

但另一个声音在她心里说：他真的做错了吗？

走错路——也许他真的是不认路呢？延误战机——也许他真的是谨慎呢？放走俘虏——也许他真的是指挥失误呢？战报造假——也许他真的是想贪功呢？每一个“疑点”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每一个“罪状”都有一个可以辩白的理由。她拿不出证据证明他是故意的，就像她拿不出证据证明他不是故意的一样。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