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地返回家的路上，父亲一直沉默着，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直到走进家门，看到母亲担忧的目光，他才重重叹了口气，瘫坐在旧沙发上，疲惫从每一个毛孔里渗出来。

“怎么样？老陈那边？”母亲急切地问。

“工友们凑了点，加上我身上带的，先给了老陈一万多，应应急。剩下的，他儿子在想办法借。”父亲声音沙哑，“可这不是长久之计。我们二十几号人，加起来被欠了快四十万。老姚跑得没影，姓刘的把话说到那个份上，就是打定主意要拖，拖到我们没力气闹为止。”

古民给父亲倒了杯水，坐到他旁边。“爸，刘经理那套说辞，核心就两点：一是用‘甲方没给钱’当挡箭牌，把工程款纠纷和我们劳动报酬混为一谈；二是赌我们不懂法、怕麻烦、耗不起。我们不能按他的节奏来，得跳出他画的圈。”

“怎么跳？”父亲抬头，眼中是深深的无力感，“我们一帮大老粗，除了认得几个字，会干啥？那些法律条文，那些部门衙门，听着就头大。以前也不是没人被欠过工钱，最后能要回来一半都算好的，大多是不了了之。”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古民语气坚定，“以前你们是单打独斗，或者临时凑一起，没头苍蝇一样乱撞。现在，我们得把大家组织起来，用对方法。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证据链搭起来。没有证据，到哪里都说不上话。”

“证据……”父亲苦笑，“记工本在老姚手里。发工钱有时候是现金，有时候转账，也是转到老姚的卡上，他再取现发给我们。微信里倒是说过活儿，可都是东一句西一句，能顶用？”

“能。”古民肯定地说，“零散的、口头的、间接的，只要是能证明你们在那儿干活、干了多久、谁安排的、应该拿多少钱的，都算证据。微信聊天记录、短信、电话录音，哪怕工友之间互相提到哪天干了什么活的聊天记录，都行。